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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何以可能——论析三大哲学资源在当代中国哲学创新中的作用

2010-11-15 10:07       作者:王春梅 刘冠军    http://www.zzyjs.com

二、当代中国并存的三大哲学体系是哲学创新的理论资源

勿庸置疑,当代哲学的创新,将是一个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但是,从现实来看,今天我们不只有对哲学新形态的强烈需要,同时也具有了创造新哲学的理论基础。从理论创新的资源上说,许多年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我们对这些理论的理解已经达到想当的深度,可以说理论准备工作已做得相当充分。从实践的角度看,中国已经走出了为世界公认的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发展路子,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中国哲学创新和发展的最有利的实践基础和重要的路径参考。

在学术界,许多学者达成了中国哲学创新时机已经成熟的共识,但在如何把握这一时机实现中国哲学的创新上,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观点。只是对中国哲学创新的一个前提没有异议:要实现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必须立足于当今中国哲学的三大哲学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而且要自觉打破多年存在的学科壁垒,实现三者之间的“圆融会通”,“良性互动”。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三大哲学体系对中国新哲学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在中国哲学创新过程中,这三者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有所侧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哲学创新的指导思想,西方哲学是中国哲学创新的必要补充,中国传统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理论指导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过去我们是一本教科书,一个体系,一种理解,而且形成了“独尊马哲”的局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些人士曾经以国家意识形态的解释者与代表者的身份,对中哲、西哲持排斥的态度,从而导致当今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冷漠。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当今的中国仍然具有巨大意义,其指导地位不能动摇。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该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中国人民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背景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变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思想武器”的。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因其特殊本性和基本品格而确立了其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和哲学界的特殊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中国拥有如此的生命力,是由它本身的本质特征决定的。它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实践性、批判性和开放性,在于它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一切经院哲学、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格格不人的。实践性使其保持同现实的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批判性使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外在的对象,而且指向自身,使其能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而开放性使其能容纳百川而成大海。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性,这是它在今天的中国仍然不可替代的最根本原因。事实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总结过去,反思历史的思想武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支撑和实践指引,它的革命性和批判精神是我们永不停息的创新活动的强大的思想动力。因此,中国哲学的创新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让其承担起主导和引领作用。虽然,这种主导和引领作用,不是像以往一样占据着话语霸权的地位,或者说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经如何说来限制中国哲学的创新。而是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创立的哲学原则、哲学精神和哲学思维方法,遵循它所开拓的关注社会生活、关注人类命运、关注实践的哲学研究之路。我们认为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许多人热衷于阐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要“返本”,也就是要“回到马克思”,或“重读马克思”。在“返本”的基础上“开新”。认为“开新”就是要联系当代的具体历史境域,用现代的哲学话语,去阐释马克思哲学中所包含的当代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合法性提供依据。如果用现代话语重新阐释文本就能使其具有当代性,那么任何一种哲学都具有当代性。因为一旦它们被纳人现代人的研究视野,就必然被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去思考和阐释,打上时代的烙印。因此,如果“返本”“开新”只是为了重新解释经典文本仍然不能揭示其当代性。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一去不返,而我们所面临的是日新月异的二十一世纪。我们坚持马克思哲学的主导和引领地位注重的应是它的哲学原则、精神及其哲学思维方法,而不是它的文本及其解释。      (二)现代西方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理论补充

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是西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西方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当今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且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正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

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是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自然科学成就和理论思维的反映,它虽然总体上倾向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但它对许多新领域的探讨,也有值得注意和重视的地方。20世纪西方哲学对传统西方哲学在主题和方法上都进行了深人的反思,即揭示了传统哲学的缺陷,也提供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哲学方法。在这些方法中,语言和逻辑分析是20世纪西方哲学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它体现出的对理论语言深刻的自觉,对理性批判的深人的继承以及对语言的清晰性原则的执着追求,对语境化方法的着力强调,都为促进人类的心智健康,清除语言迷雾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探讨科学研究的规律时,现代西方哲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发展模式:逻辑实证主义的“逐渐累进”模式,批判理性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模式,库恩的“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交替的”模式等等,对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新领域新问题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这种理性批判精神及其方法对于以“德性之思”为中心内容的中国传统哲学来说是全新的东西,值得现代的中国人吸收和借签。所以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哲、西哲之间是“功能互补”的关系。无论是西哲的理性精神还是其提供的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于中国哲学的创新都是必不可少的。

长期以来,人们处理中西哲学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如下三种基本框架。第一,两极对立,即“全盘西化”,“西方哲学霸权”。第二,“体用”关系的解释框架,即“西体中用”(这带来中国哲学有无合法性的纷争)。第三,“综合创新”即所谓“相互结合”,“相互诊释”,“中西对话”。第一种框架事实已证明是行不通的。第二种框架也遇到了挑战,人们已逐步认识到世界哲学不只有西方哲学一种模式。第三种模式将是世界哲学发展的大趋势,但对于中国新哲学来讲,重要的是“洋为中用”,把西方哲学看作自身传统哲学缺陷和不足的补充。因为,我们研究学习西方先进的哲学理论,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当代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是以西方人特有的生命形态和生存经验为基础的,它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旨趣基本上生成于西方所特有的生命历程之中,它的审视和追问方向也主要是西方人所特有的生命体验,我们不可能期望让他们代替中国人去理解、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仰仗他们的理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创建中国的新哲学,不能以西方哲学为主。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有我们自身的特点,我们的苦难、伤痛和迫求,我们的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难以体会的。反映中国的现实,提炼当代中国的时代的精神,重建中国的心灵世界.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用我们自己的理论去做,正如毛泽东,邓小平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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